殯儀服務員衛艷茹的現實與夢想
來源： 中國社會報
時間：
2016-12-21
10:15
學殯葬3年，從業9年，衛艷茹未忘初心。
當年填報高考志愿，家里人圍在一起討論。媽媽說：“女孩子應該學英語或師范。”看到現代殯儀技術與管理專業，爸爸說：“這個好，冷門，好找工作。”爺爺發話了：“這是行善的行業，我支持。”
衛艷茹最終選擇了殯葬專業，也牢牢記住了爺爺的話。她說：“對我來講，一個日行一善的工作，非常難得，不能忘了初心。從業以來，我用專業化的服務，體面地送走逝者，也幫助活著的人好好地活。”
回憶第一次參與整理遺容，她說：“當時不知道害怕，一心想好好把他送走，用我的專業技能為他服務好。”
2006年，衛艷茹和幾位同學到北京大興殯儀館實習。服務的第一位逝者是鐵路事故的遇難者。
進遺體整容室前，師傅對他們說，這是鐵路事故，要有心理準備。“雖說做了心理準備，但心里還是深深觸動了一下。一個好好的生命，轉眼就成這樣了。我想，要好好地為他整容。”
兩位師傅帶著幾個實習生，歷時兩個小時，為這位逝者整容。“我們克服視覺、嗅覺上的不適。當時不知道害怕，就想好好把他送走，用我的專業技能為他服務好。”
在師傅的指導下，衛艷茹和同伴們清洗、擦凈、縫合。“我上學時學過衛生學，怎么持針，打什么樣的結，都會。因為臉上有傷，我們做了一個鮮花的布置，遮擋傷口。雖然人已經回不去原來的模樣了，但家屬最后看著躺在鮮花叢中的逝者，非常滿意。”
實習期間，接連三天，衛艷茹都遇到非正常遺體。一位是消防戰士，救火時遇難，送來時已經炭化了。師傅說：“小衛，你來。”
“我膽子比較大。相對于別人見到遺體時害怕，我更多的是對生命離去的惋惜，是對生命的敬畏。加上我學這個專業，覺得展示技能的時候到了。我去湘雅醫學院看人體醫學標本也好，到長沙殯儀館見習也好，都沒有動手施展的機會。現在終于有人說，‘衛艷茹，需要你動手了。’可以說，我是如愿以償地接受了這份工作。”
有了這段實習經歷，2007年大學畢業后，她留在了大興殯儀館，成為一名殯儀服務員，在引導、美容、骨灰寄存等多個崗位干過，做的最多的是主持。由于業務精湛，2016年在北京市第四屆職業技能大賽殯儀服務員大賽中，她榮獲第二名。
用拼命三郎的勁頭去成長，她說：“必須把專業的那一面拿出來，才配得上我們的職業角色。”
大興殯儀館服務場所不大，設施相對老舊。而且，由于地處城鄉結合部，受居民的殯葬消費需求所限，從事個性化葬禮策劃、主持的機會并不多。而該館入圍北京市職業技能大賽殯儀服務員競賽前三的衛艷茹和武娜，在賽場上卻表現得富有經驗，靈活自如。記者很好奇，為什么她們在臺上有這樣的發揮？
“看的，學的。”衛艷茹的同事武娜說，“比如說公祭儀式，雖然大賽沒有考，但是我和小衛把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國家公祭儀式的視頻搜出來看，把整個過程都記下來了，公祭詞我們一點一點按暫停鍵聽，抄錄整理，一句一句寫下來，背下來。我們實戰機會少，但可以練呀，一個機會都不放過。”
在武娜眼中，衛艷茹學起來像拼命三郎，工作起來認真盡職，耍起來又瘋得很：“該干什么的時候，就干什么，而且干得特別好！”
武娜很佩服衛艷茹的專業精神：“她面對逝者家屬的時候，總是迅速調整到職業狀態。”衛艷茹則說：“當我們進入工作角色時，必須把專業的那一面拿出來，才配得上我們的職業角色。”
衛艷茹一天的工作，從6時10分開始，做自身妝容的準備和工作場所的準備，包括必要的工作器具，筆、紙、業務單等，都得準備齊了。6時25分，開始接待業務。到7時30分的這一個小時，是告別儀式最忙的時候，緊張到連喘氣的工夫都沒有。有時候，所有的告別廳都排滿了，都在等司儀。衛艷茹這一場下來，下一場已經在等她了。她和家屬核對完相關信息，問家屬有什么要求，就立即開始主持。在她們腦子里，早儲備好了相關的主持詞，一經調動，就脫口而出。
說到殯葬奢侈之風，她說：“用大操大辦表達悲傷是最大的悲哀。只要我們的服務專業、到位，不用花很多錢，一個貧窮的人也可以走得有尊嚴。”
一位學姐曾給衛艷茹講過工作中遇到的一件事。上世紀90年代，一位商人的兒子被綁架并遇害，這位商人拍給殯儀館20萬元：“你們把這些錢給我花掉吧。”最后，錢沒有花完，這位父親當著大家的面把錢燒了。“咱們暫且不從法律、道德的層面來評判這件事。他用錢來表達悲傷，其實是最大的悲哀。”衛艷茹說。
大興殯儀館位于城鄉結合部，很多人是開著卡車、拖拉機把遺體運來的，到殯儀館開支幾百元都嫌貴。再一問，他們在村里已經擺了3天的流水席，花費高達四五萬元，經濟上著實吃不消。
“為什么提倡喪事從簡？對于葬禮，懷著一顆審慎、虔誠的心是沒有錯的，但不見得要用大操大辦來體現。只要我們的殯儀服務專業、到位，不用花很多錢，一個貧窮的人也可以走得有尊嚴。”衛艷茹說。
在老家為爺爺辦的現代告別儀式贏得鄉親稱贊，她說：“把現代殯葬文化引進來，實現移風易俗，其實并沒有那么難。”
衛艷茹選擇學殯葬專業，爺爺不但很支持，而且鄭重叮囑：“我死了之后，后事就由艷茹來辦。”
后來，90歲高齡的爺爺去世了。那時，衛艷茹才20出頭，整個葬禮都是由她策劃、安排、主持的。衛艷茹說：“當時，我既是完成爺爺的遺愿，也是想把殯儀學子的專業精神風貌表現出來，想把它做好。”
衛艷茹的家鄉在東北農村。按村里老規矩，家里有人去世，門口會掛起一個幡，兒孫跪在老人靈柩邊上守靈，親友來吊唁時要磕頭答謝。
衛艷茹則為爺爺辦了一場現代告別儀式。“我讓家里每個人都寫了老人的一個小故事，寫從這個事件中學到老人什么精神。家里的幾位長輩都寫了緬懷的話。我整理了爺爺的生平，寫了悼詞。爺爺和奶奶有9個兒女，對于普通的農民家庭來說，就是土里刨食，生活壓力非常大。但老人的堅毅、勇敢、勤勞，影響著我們這些兒孫后輩。爺爺在村里的口碑也非常好，樂于助人。這些我都寫在悼詞里，我們可以更好地懷念他。”
“不用擺滿屋子的鮮花，不必花太多的錢，只需要用你的真心、真情去送走這個生命，去打動參與的人，感染他們，影響他們。舉哀、報恩、有節、教化，這就是殯葬的社會功能。”衛艷茹說。
爺爺的告別儀式是在自家院里舉行的，村里的男女老少，包括村干部都來了。衛艷茹說：“大家沒見過這場面，紛紛說原來喪事還可以這樣辦。許多人說這個儀式辦得好，老衛頭這輩子值了！”
衛艷茹說：“這件事讓我相信，即使在偏遠鄉村，把現代文明的殯葬文化引進來，實現移風易俗，其實并沒有那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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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餐式”殯葬服務讓人遺憾，她說：“能不能讓送別生命離開的過程，像迎接生命到來一樣，充滿溫情，充滿祝福。”
9年的殯儀服務工作，衛艷茹也時常感到絲絲遺憾：“辦喪事也有講究快的，‘快餐模式’侵蝕了殯葬文化。”
一位朋友父親去世了，這位朋友找到她：“小衛，咱別的要求沒有，就嘁里喀喳，快！”
“大哥，殯儀館是最后一程了，您也就這兩三個小時能陪著老人家了，還是好好鞠一躬、磕個頭、和他說說話吧，讓他走得不那么寂寞，不留遺憾。”衛艷茹希望能夠影響到他。
“這些我知道，等回家我再好好哭一場，給老人多燒點紙。親戚朋友都等著呢，火化、下葬，中午還得安排飯，多著急啊。”
最終衛艷茹沒有影響到這位朋友，當天整個事情辦得急火火的。“我愿意多說一些話，講講老人對于家庭、工作、社會的貢獻，對于后輩的影響。但是，家屬不給你時間，他們只要快。殯葬工作是一件充滿人情味的工作，一味求快，情就淡了，沒有體現出它的社會價值。”
談到時下流行的告別儀式“131模式”，衛艷茹說，轉一圈、鞠仨躬、看一眼，簡是簡了，卻少了對生命文化精髓的提煉。“人這一輩子總有一些好東西要留下來，但是‘快餐式’的殯葬服務卻沒有體現出來、傳承下去。”
“我們迎接新生命，會做各種準備，布置嬰兒房、買床等各種用品。可是一個人去世的時候，可能就3天的準備時間，大家忙忙乎乎，慌慌亂亂，就把人送走了。我們能不能讓送別生命離開的過程，像迎接生命到來一樣，充滿溫情，充滿祝福呢？”衛艷茹提出這個不需要回答的問題，眼里閃爍著期待與興奮的光芒。
衛艷茹把委屈看得很淡，她說：“無論什么時候，用專業技能做好殯儀服務才是根本。”
工作中，時常有人對衛艷茹表示感謝。
一位上了年歲的老人，在兒子的喪事辦完后，拄著拐棍，顫巍巍地向衛艷茹鞠躬致謝。那一頭白發在衛艷茹的腦海里揮之不去：“老人沒說什么話，但我能感覺到，她的感謝是發自肺腑的。”
一位爽直的寧夏大姐：“小衛，事辦得不錯，我們家里人特別滿意。留個電話，來寧夏一定找我。”
還有的家屬，儀式結束后，朝她招招手：“來來來，我有話跟你說。”四處打量一番，見沒有其他工作人員，沒有攝像頭，趕緊往衛艷茹兜里塞紅包：“這是我們的一點心意。”衛艷茹說這是一些人表達感謝的一種方式，但紅包堅決不能收，如果推辭不掉，就把它交到財務，結賬時可以抵扣費用。無論如何，不能因為一個紅包而自毀職業形象。
當然，誤解也時常發生。衛艷茹印象比較深的一次，一位家屬剛從車上下來就怒氣沖沖，言語很沖：“你們就是坑死人錢，就是暴利。”“他是第一次見到我，我還沒有開展服務，他就先入為主給了負面評價。我想，也許是他的家人在醫治時花了不少錢，也許是私人承包的太平間或者壽衣店坑了他的錢，他覺得冤得慌，一肚子的火。在私人壽衣店，骨灰盒進價幾百元，有的真敢賣數千元、上萬元的。殯葬市場的亂象影響了殯葬行業整體的職業聲譽，也由此導致了一些人對我們的誤解。”
也有家屬跟衛艷茹發完脾氣后道歉：“妹子，不好意思，剛才我情緒太激動了，真對不起。”
“服務行業哪有不受委屈的。”衛艷茹把委屈看得很淡。
有人說殯葬是服務生命的事業，也有人說殯葬工作不過是埋埋死人、燒燒死人。衛艷茹認為：“這樣講的人，或許有過不好的殯葬服務體驗。而那些對我們工作予以肯定的，也一定是因為享受了我們給予他的貼心服務，感受到了其中的人情、溫暖。所以，對我來說，珍惜榮譽的唯一途徑是做好服務，用專業技能做好殯儀服務才是根本。”
今年7月，衛艷茹的表弟意外去世了。她連夜趕回去。到殯儀館一看，環境不太好，滿屋子的人，亂哄哄的。表弟躺在那兒，瞻仰棺也不太干凈。“作為一個家屬，我會覺得怎么沒有工作人員來引導一下，哪怕維持一下秩序。能不能把瞻仰棺擦得干凈一些，讓家屬心里好受點？表弟才20多歲，愛美，怎么穿的是上年紀的人穿的壽衣，為什么不能把他穿得帥一點……我接受不了。”
衛艷茹的老師曾說過，沒有經歷過殯葬事件的殯葬員工不是合格的殯葬員工，因為他無法體會逝者家屬的喪親之痛。“現在，我體會到了。在今后的工作中，就能更加理解逝者家屬的訴求，就能更好地開展服務。”
在普通生活中感受幸福，她說：“想一想，很多人失去了生命，連享受天倫之樂的機會都沒有。所以，我是幸福的。”
現在，衛艷茹的工作、生活，穩定中有一種尋常的幸福。
丈夫姜笑原本是她實習時禮儀組的老師，工作中的偶像，后來成為生活中的伴侶。姜笑還是一位兼職的相聲演員，曾寫過相聲《憂傷的喜劇》，用幽默的手法展現殯葬職工怎么找對象等事情。
他們有一個5歲的女兒，每天上班、下班，帶孩子去學圍棋、古箏。有時候，三點一線的生活有點悶，衛艷茹就在生活中找樂子。“我非常喜歡看書，它教會我在孤獨中與自己對話。在你失意的時候、不順利的時候，你不會出去抽煙、喝酒，在家里找一本書，讓書幫助你和孤獨對話。在你春風得意、情志滿滿的時候，有一本書會提醒你，戒驕戒躁。”
或者，朋友相約出去唱唱歌，跟家人去聽一場相聲、音樂會，帶孩子去看兒童劇，家人一起旅旅游，等等。“大家的生活是很普通的，但不是一成不變，要調劑它。”
前幾天，一位年輕的媽媽去世了，女兒也就五六歲的樣子。大人們在忙，這個孩子對媽媽的離去似懂非懂。那天，衛艷茹的觸動很大，回家后緊緊抱著女兒。“當你遇到生活難處的時候，想一想，很多人失去了生命，連享受天倫之樂的機會都沒有。所以，我是幸福的。”作為一個殯葬職工，衛艷茹對生活幸福感的體會比旁人要深。
殯葬工作者的收入并非外界傳言的那樣高，衛艷茹每月拿到手的工資才3000元出頭。在工作、生活之余，她還代理了土特產微商，掙點錢補貼家用。“我的父母沒有固定工作，50多歲了，還在給人打零工。父親是瓦工，胳膊老疼，拿不起磚頭、鏟子了。我想能給爸媽貼補點，讓他們不要那么辛苦。現在，我的能力還達不到，只是逢年過節給點錢，不多。”
雖說能給的不多，但衛艷茹每天都和母親通電話，時常問問他們需要什么、缺什么。“平時要好好孝敬父母，關心他們，不要總說子欲養而親不待。”
面對偏見和歧視，她表達了一個由來已久的夢想：“希望人們懷著平常心看待我們，我們就是普通的服務工作者。”
記者問衛艷茹，從業以來最強烈的愿望或者夢想是什么？衛艷茹回答：“我夢想有一天，當我說出在哪里上班的時候，人們別再把我當作另類，別再大驚失色地‘啊？在那兒啊’，然后唯恐避之不及地后退一步。我夢想人們把我和各行各業的人同樣對待，就像對待一個普通的司機或者文員。我們不需要被歌頌，被抬得很高，我最大的渴望是被當作尋常人看待，我們實際上就是普通人，普通的服務工作者。”
不奢望被歌頌，而希望被當成一個普通的行業、一個普通的工作者，是衛艷茹反復向記者表達的愿望。
要實現這個夢想，究竟要多久？
衛艷茹描述了現狀：“人們來殯儀館，看到掛著黑紗，老遠就捂著鼻子。我仔細聞一聞，沒什么味兒呀。有人捂著孩子的眼睛，說別看別看。有位逝者家屬經過我和武娜身邊，說‘你看在殯儀館工作的，臉色都不是正色，都這么白’。因為害怕死亡，人們排斥與死亡有關的任何事情，也就容易懷有偏見。”
“社會對殯葬工作的偏見和歧視，恐怕短時間改變不了。但是，也許通過我們的一次專業化、高質量的服務，社會上就多了一份對我們的認可，少了一束對我們歧視的目光。”衛艷茹說。
采訪結束時，記者問：“你最希望解決工作、生活中的什么困難？”衛艷茹爽直地說：“我想，工資待遇能不能提高一點啊？再就是，希望大學殯葬教育將來能設立本科。”（本報記者 包 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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