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障礙瀏覽
首頁本報記者 周 亮
社區康復服務是精神障礙患者恢復生活自理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最終擺脫疾病、回歸社會的重要途徑。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服務對象，一般指處于非急性住院康復期的精神障礙患者。
康復的難點在后端、在銜接
2020年10月，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區的楊軍鼓起勇氣走進小河街道“殘疾人之家”，報名參與了精神衛生健康自我管理項目。到12月1日，項目最后一期康復服務的日子，楊軍認真寫下了好幾張感恩留言條，送給照亮他生命中“隱秘角落”的光束。
看到這些留言條，項目負責人、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杭州市心理危機干預中心)的醫師駱名進百感交集。據他介紹，這個項目的核心簡單來說就是患者之間互幫互助。
“都是我的‘同類’，大家互相取經，教會彼此如何減少心理健康問題癥狀，如何應對日常壓力和預防復發。向別人學習如何處理問題，如何與家人朋友相處。”楊軍說，項目一共8期，每周一次，90分鐘，這成了他最期待、最自在的時間。如今，雖然項目結束了，但同伴之間建立的情感紐帶還在，牢固佇立在楊軍身邊的堅冰也開始逐漸消融。
但駱名進也有擔心。他在多年工作中發現，不少精神障礙患者出院后沒多久就病情復發，又被家人送回醫院。一些從事精神康復的社會工作者也認為，精神障礙患者習慣于醫院或家里的固態生活模式，個人自理能力和生活適應能力均明顯退化。“在家無所事事，甚至不按時吃藥，很容易導致病情復發。”對此，駱名進認為，“康復的難點不在醫院，而在后端。精神障礙患者需要社會支持和引導，逐步適應社會人的狀態。”
民政部、衛健委、殘聯2020年12月印發的《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服務工作規范》無疑給這一工作指明了方向。根據該規范，縣級以上民政部門要主動配合當地政府建立康復工作領導小組或部門協調工作機制，將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服務工作納入康復服務體系，研究制定轄區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政策和相關制度，統籌協調解決資源整合、機構運行、保障等問題，建立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機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精神衛生專業機構、社會組織和家庭相互支持的精神康復服務模式，完善醫院康復和社區康復相銜接的服務機制。各級民政部門要主動協調衛生健康部門組織精神衛生專業機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為社區康復提供技術指導，與社區康復機構建立快速轉介機制。
駱名進認為，如何落實還需進一步探索和實踐，“社區康復體系建設確實需要多個相關職能部門協作，這樣才能提升精神障礙患者及其家屬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政府購買服務激活社會能量
作為精神專科醫院，江蘇省南京市佑安醫院可謂一床難求，單純依靠擴建床位的辦法已無法解決根本問題。2017年開始，南京市通過政府采購服務的方式，陸續在全市范圍內設立多個社區康復服務站，讓部分輕癥患者就近接受康復治療，極大地緩解了供需不匹配的矛盾。
佑安醫院設立的“佑康家園”鼓樓康復站面積約700平方米，目前站內會員約50人，另有居家康復會員41人。除了醫護人員，站內還有社會工作者、照料員、庇護性就業管理員等。此外，還開設了醫務室、心理咨詢室、音療室、沙盤游戲室等，滿足多重康復需求。
鼓樓康復站負責人項宗平介紹說：“康復站每周會給會員安排課表，還開辦了‘佑康食坊’，教會員包包子、做糖餅。” “佑康食坊”所獲利潤根據個人勞動量分配，讓精神障礙患者獲得一筆穩定收入。
在蘇州市，政府購買服務讓明德司法社會工作服務中心進駐高新區楓橋街道運營康復驛站，為精神障礙患者提供心理疏導、自我照料、人際交往、生活技能和工作技能培訓等服務。康復驛站還提供上門服務，幫助那些雖然有康復需求但不符合入站條件或者不愿意入站的精神障礙患者。
如今，康復驛站已經服務近4000人次，使精神障礙患者在個人、家庭和社會層面均呈現出不同程度的改善。首先是個人在自我管理、身體素質、心理問題、社會交往等方面得到明顯改善;其次是其家庭在照顧壓力、費用支出、家庭關系、生活質量方面得到改善;最后是社區的監管壓力也得到減輕，入站人員導致的鄰里糾紛明顯減少。
2020年12月，由民政部、財政部、人社部、衛健委、殘聯聯合印發的《關于積極推行政府購買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給更多想進入這一領域的社會組織帶來好消息。該意見提出，到2025年，我國將初步建立起比較完善的政府購買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服務制度，顯著提高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服務質量和水平，促進形成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高效合理的精神衛生服務資源配置體系和“社會化、綜合性、開放式”的服務供給體系，助力實現“人人享有康復服務”的目標。
社會工作者已成為患者最信任的人
2019年，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社區精神康復綜合服務中心借鑒香港經驗，啟動烘焙方向的職業康復項目，幫助精神障礙患者培養職業技能，重新融入社會。2020年，在廣州社會組織公益創投項目的資金支持下，樂活派烘焙店在越秀區珠光街道仰忠社區正式開業，成為精神障礙患者邁向社會的第一站。
在社會工作者的指導下，剛回到社區的患者在樂活派從最簡單的工作做起——把曲奇餅干裝入包裝袋。而狀態較好的患者，可以學習曲奇、蛋糕的制作，甚至負責外送，重新適應與陌生人打交道。
樂活派的社會工作者則成為精神障礙患者最信任的人。雙向情感障礙患者欣然說，雖然大家剛來時笨手笨腳的，但社會工作者兼培訓師李漫婷從來沒有指責過他們，甚至連一句重話都沒有。“日后如果我有更多精力，也希望做一名義工，幫助他人。”氛圍寬容的樂活派成了患者走向社會的緩沖地帶。欣然覺得很幸運，擁有一份工作是社會對她的認可，“自己是有價值的。”她說：“如果一直在家里待著，沒有社會工作者三番五次地登門拜訪邀請我參加，我的狀態可能不會有這么好。”
社會工作者郭佳鑫則會接待那些慕名而來的精神障礙患者和他們的家人，與他們聊聊天，給他們以支持和鼓勵，告訴他們：在這條路上，不孤獨。“樂活派是一個窗口。”郭佳鑫說，在社區，因精神疾病一度脫離社會的人，可以在社會工作者的輔導下，逐漸恢復工作習慣和社交能力，并獲得勞動報酬。最重要的是，普通人也能通過這個窗口了解精神障礙患者群體，在接觸中減少歧視。
《關于積極推行政府購買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中也指出，要引導社會力量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和人才隊伍建設，不斷提升醫學康復、教育康復、職業康復、社會康復等專業服務能力和水平，著力增強精神障礙社區康復服務能力。
在廣東省人民醫院精神衛生研究所所長賈福軍看來，社會組織融入社區，參與精神障礙患者康復并回歸社會，是很好的發展方向。“目前，我國精神科醫生與護士數量不足。但是說實話，到了基層，管理服務精神障礙患者不一定非得精神科醫生。”賈福軍說，到了街道社區一級，由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服務精神障礙患者，是值得推廣的，“如果病情有變化，再通過協調機制尋求專科醫生支持。”
(來源：中國社會報2021.3.9)
京公網安備11040102700079號